清代四川犍為人李拔，是一位心系百姓、履職盡責、崇文尚教的循吏。他未立驚天偉業，卻被閩鄂湘三地百姓銘記。循其在福寧任職的足跡，方解“為民設官”的真諦。
推廣桑棉 善作善成
李拔出生于清康熙五十二年(公元1713)，字清翹，號峨峰，四川犍為人。貧寒的生活磨礪出他堅韌剛毅的品格。李拔耕讀不輟，在田壟與書案間輾轉，自書楹聯“立志不在溫飽，讀書豈為科名”懸于書齋，以表其志。
清乾隆十六年(公元1751)，李拔在近不惑之年時方中進士，由此進入仕途。他為官關注民生，勇于革新，對于一些成見、慣例敢于破除。乾隆二十四年(公元1759)春，李拔由湖北漢陽府同知擢升福寧知府。彼時福寧山多田少，民以漁為生，冬缺棉衣，饑無雜糧。鄉紳多言此地海風勁烈，桑棉難活，百姓亦對種植桑棉沒有信心。李拔通曉農事，對于這一說法，他有所質疑。經過實地考察，他斷定閩地氣候溫暖濕潤，適宜種植桑棉。
李拔不屑空談，注重實干，于府衙內隙地試種棉花，以“歲入甚富”回應鄉人疑慮。他著成《蠶桑說》《種棉說》，細究棉花習性、種植、加工及用途，堪稱實用“農技手冊”。“重農桑”三字，被李拔實實在在地刻印在田埂之上，其種植之法在數百年后仍有借鑒價值。
見福寧山野荒蕪，他著成《請教民開山種樹議》等文，提出“官山許民認墾”，令百姓“栽插竹木”，春天廣泛種植樹木，夏天禁止砍伐樹木。待十年后，則佳木良材漫山遍野。有人說，知府何必躬親此等“瑣事”。深諳民間疾苦的李拔懷揣為黎民百姓的愿望和“視死如歸社稷心”的信念，不認為這是“瑣事”，而是關乎百姓生計的大事。
修城治水 從長遠計
福州鼓山腳下，有一方李拔榜書“聲滿天地”的摩崖石刻。這是他登鼓山時留下的筆跡、發出的感嘆，竟在無意間給鼓山留下了一份文化遺產。
清乾隆二十五年(公元1760)四月，春寒未消，朝廷以考績“卓異”調李拔任福州知府，消息傳至福寧，如石擊長溪，激起百姓墨書乞留的波瀾。福寧百姓扶轎挽留，福州民眾翹首以盼，成就了一段“兩郡爭守”的佳話。
調任福州前，李拔在福寧夙夜匪懈。甫任知府，他見府城城墻殘破、護城河柳木凋零，雖前任曾上奏請求修葺卻因經費無著而不得不擱置，他決心修繕城墻以保一方安全。李拔率先捐銀，并帶動僚屬踴躍捐獻。
李拔修城，體恤民力，審度緩急，確定先修城墻以固防御，再繕門樓以壯觀瞻，將有限經費精準投入到關鍵的地方。歷時半年，工程竣工，他題寫城門匾額，并撰《重修城墻記》，植花栽樹，著《保固城墻議》形成護城制度，府城煥然一新。他同時督促轄下各縣整修城墻，并重視民間土堡修繕，視其為保護百姓安全的屏障。
霞浦縣松城街道西山洋的晨霧里，游人不難發現一方刻有“長溪河源”的石碑，這是李拔整治長溪河的歷史印記。初到任，霞浦知縣便向他報告長溪河治理難題，但李拔決定迎難而上、一探究竟。李拔洞察癥結在于“治末忘本，事倍功半”，親率僚屬赴西山反復勘察，制定“修三壩”之策。三壩修成，能有效削弱上游水勢、攔截沙石，兼具蓄水之利，惠及下游農田灌溉，并節省修河費用，成效卓著。
以文化人 清氣滿襟
到任福寧后，李拔率僚屬視察福寧府學并予以重修，在《重修福寧府學碑記》中，字里行間滿是他對“海濱鄒魯”文脈的珍視。
在古田縣的藍田書院，他常與山長論道，倡導以朱熹《白鹿洞書院學規》啟迪諸生。見學子苦讀，便題字“尋樂處”，作《尋孔顏樂處說》。李拔希望學子以孔子、顏回為榜樣，于清簡中堅守向學之志。
李拔每月會抽空到府學督課，分等次獎懲，培育出游展、潘棟等才俊。得知福鼎縣學缺名師，他支持知縣延請被罷官的貧士黃瑞鶴任教，待其病逝后自掏俸祿助其歸葬，傳為美談。在他眼中，“人生百年，一日不學則此生可惜”。這份執著，如春雨潤物滋養了福寧士風。（陳啟西 馮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