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四川犍為人李拔,是一位心系百姓、履職盡責、崇文尚教的循吏。他未立驚天偉業,卻被閩鄂湘三地百姓銘記。循其在福寧任職的足跡,方解“為民設官”的真諦。
推廣桑棉 善作善成
李拔出生于清康熙五十二年(公元1713),字清翹,號峨峰,四川犍為人。貧寒的生活磨礪出他堅韌剛毅的品格。李拔耕讀不輟,在田壟與書案間輾轉,自書楹聯“立志不在溫飽,讀書豈為科名”懸于書齋,以表其志。
清乾隆十六年(公元1751),李拔在近不惑之年時方中進士,由此進入仕途。他為官關注民生,勇于革新,對于一些成見、慣例敢于破除。乾隆二十四年(公元1759)春,李拔由湖北漢陽府同知擢升福寧知府。彼時福寧山多田少,民以漁為生,冬缺棉衣,饑無雜糧。鄉紳多言此地海風勁烈,桑棉難活,百姓亦對種植桑棉沒有信心。李拔通曉農事,對于這一說法,他有所質疑。經過實地考察,他斷定閩地氣候溫暖濕潤,適宜種植桑棉。
李拔不屑空談,注重實干,于府衙內隙地試種棉花,以“歲入甚富”回應鄉人疑慮。他著成《蠶桑說》《種棉說》,細究棉花習性、種植、加工及用途,堪稱實用“農技手冊”。“重農桑”三字,被李拔實實在在地刻印在田埂之上,其種植之法在數百年后仍有借鑒價值。
見福寧山野荒蕪,他著成《請教民開山種樹議》等文,提出“官山許民認墾”,令百姓“栽插竹木”,春天廣泛種植樹木,夏天禁止砍伐樹木。待十年后,則佳木良材漫山遍野。有人說,知府何必躬親此等“瑣事”。深諳民間疾苦的李拔懷揣為黎民百姓的愿望和“視死如歸社稷心”的信念,不認為這是“瑣事”,而是關乎百姓生計的大事。
修城治水 從長遠計
福州鼓山腳下,有一方李拔榜書“聲滿天地”的摩崖石刻。這是他登鼓山時留下的筆跡、發出的感嘆,竟在無意間給鼓山留下了一份文化遺產。
清乾隆二十五年(公元1760)四月,春寒未消,朝廷以考績“卓異”調李拔任福州知府,消息傳至福寧,如石擊長溪,激起百姓墨書乞留的波瀾。福寧百姓扶轎挽留,福州民眾翹首以盼,成就了一段“兩郡爭守”的佳話。
調任福州前,李拔在福寧夙夜匪懈。甫任知府,他見府城城墻殘破、護城河柳木凋零,雖前任曾上奏請求修葺卻因經費無著而不得不擱置,他決心修繕城墻以保一方安全。李拔率先捐銀,并帶動僚屬踴躍捐獻。
李拔修城,體恤民力,審度緩急,確定先修城墻以固防御,再繕門樓以壯觀瞻,將有限經費精準投入到關鍵的地方。歷時半年,工程竣工,他題寫城門匾額,并撰《重修城墻記》,植花栽樹,著《保固城墻議》形成護城制度,府城煥然一新。他同時督促轄下各縣整修城墻,并重視民間土堡修繕,視其為保護百姓安全的屏障。
霞浦縣松城街道西山洋的晨霧里,游人不難發現一方刻有“長溪河源”的石碑,這是李拔整治長溪河的歷史印記。初到任,霞浦知縣便向他報告長溪河治理難題,但李拔決定迎難而上、一探究竟。李拔洞察癥結在于“治末忘本,事倍功半”,親率僚屬赴西山反復勘察,制定“修三壩”之策。三壩修成,能有效削弱上游水勢、攔截沙石,兼具蓄水之利,惠及下游農田灌溉,并節省修河費用,成效卓著。
以文化人 清氣滿襟
到任福寧后,李拔率僚屬視察福寧府學并予以重修,在《重修福寧府學碑記》中,字里行間滿是他對“海濱鄒魯”文脈的珍視。
在古田縣的藍田書院,他常與山長論道,倡導以朱熹《白鹿洞書院學規》啟迪諸生。見學子苦讀,便題字“尋樂處”,作《尋孔顏樂處說》。李拔希望學子以孔子、顏回為榜樣,于清簡中堅守向學之志。
李拔每月會抽空到府學督課,分等次獎懲,培育出游展、潘棟等才俊。得知福鼎縣學缺名師,他支持知縣延請被罷官的貧士黃瑞鶴任教,待其病逝后自掏俸祿助其歸葬,傳為美談。在他眼中,“人生百年,一日不學則此生可惜”。這份執著,如春雨潤物滋養了福寧士風。(陳啟西 馮雯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