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代，官員負責(zé)管理的地方事務(wù)包括稅收、治安、教育等方面，如果官員能在這些方面做得出色，就會得到上級認可和百姓的愛戴，從而被稱為“所至以治行稱”。明代官員鄒堯臣就是其中頗具聲望的代表。
鄒堯臣，字廷俞，號和峰，明代云南趙州(今大理鳳儀)人，嘉靖五年(公元1526)進士，官至江西布政司左參政(從三品)。
以民為本 深得民心
不管身居何職，鄒堯臣始終將百姓疾苦放在首位。《江西通志·宦績》記，鄒堯臣在嘉靖六年(公元1527)即以進士出仕江西建昌府南城(今屬撫州市)知縣，“邑遇水災(zāi)，捐俸賑災(zāi)，全活甚眾;值編丁長吏欲偽增戶口以要功，堯臣力爭得免。”他任江西南城知縣時，遇水災(zāi)即捐出個人俸祿救濟災(zāi)民，使眾多百姓得以存活。他堅決反對屬官為邀功而虛報戶口，竭力為百姓減免不合理的賦役。這兩件事體現(xiàn)了他清廉自守、勤政愛民的作風(fēng)和以民為本的為政理念。
后來鄒堯臣在江西布政司任上再回南城縣巡視時，百姓夾道歡迎，當(dāng)?shù)剡€為他立了“遺愛碑”。嘉靖十二年，鄒堯臣在監(jiān)察御史任上由于政績卓著，他及父母、妻子一家數(shù)人同時獲得嘉靖皇帝的敕封。第二年，鄒堯臣奉旨巡按四川，他考察時弊，糾劾違法，扶植良善，多關(guān)注民生，切合實際，奏報應(yīng)對也常被朝廷采納。《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》載：“嘉靖十四年十月辛亥，割四川川南道所隸卭、雅、眉三州八縣，建昌等六衛(wèi)十所，天全黎州七土官衙門為上川南道，以建昌兵備副使胡仲謨兼分巡督糧，右參議李瑜兼分守，從巡按御史鄒堯臣請也。”又載：“嘉靖十四年十月丁巳，旌表四川孝子李應(yīng)麒等三人、節(jié)婦高氏等十七人、烈婦邊氏一人，從御史鄒堯臣奏也。”
造福桑梓 清廉傳家
鄒堯臣不僅心系百姓、為民請命，更在教育推廣和文化建設(shè)方面貢獻卓著。
他在南城知縣任上，主持修葺擴充縣城儒學(xué);巡按四川時，主持增建了成都大益書院。他丁憂回鄉(xiāng)后執(zhí)意歸隱，造福桑梓，即使守孝期滿，朝廷征召再三，也再沒有外出為官。在家鄉(xiāng)趙州，他拿出薪俸聘請名師，廣立私塾，倡辦義學(xué)。他牽頭辦起大理鳳鳴書院，并捐置兩處學(xué)田，用以保障書院開銷。其學(xué)田沿用四百余年，在古稱荒蠻的大理乃至云南邊地的開化教育方面產(chǎn)生了久遠影響。隆慶三年(公元1569)，趙州司馬陳謨深感其事，欣然寫下《參政鄒堯臣置學(xué)田碑記》，盛贊鄒堯臣“于敦之余而推及于里士”，贊其義舉可與范仲淹置千畝蘇州義田、竇沫議建書院購千卷書籍相比。
趙州大旱時，鄒堯臣親自率眾修葺溝渠，灌溉受旱農(nóng)田;他倡建清流普濟祠、東岳廟、瑞云觀等文化場所，并率家族捐資捐物。清道光年間重修的《趙州志》，將鄒堯臣列入“鄉(xiāng)賢”。
鄒堯臣的清廉事跡和貢獻并非偶然。鄒堯臣的先祖鄒衢原本是湖廣興國州(今湖北省陽新縣興國鎮(zhèn))人，在明永樂年間任鶴慶府經(jīng)歷，任期屆滿竟因清廉而無盤纏返鄉(xiāng)，只得留居趙州。據(jù)《趙州志·流寓》載：“鄒衢，武昌(府)興國人，永樂間初任鶴慶府經(jīng)歷，廉潔不茍，秩滿貧不能歸，寓于趙州，子孫繁衍，世有科第。”因此鄒堯臣一家是隨祖入籍大理府趙州，可見其清廉自守、勤政愛民背后有悠久的家族傳承。（高海玲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