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賄案件中，有時會存在這種情況，受賄人不直接收受請托人財物，而是授意請托人去幫助自己完成某個特定事項，請托人為完成這一事項花費了錢款，但受賄人對具體過程及費用數額等并不具體知情，這種雙方之間請托事項不確定、輸送利益不直接、數額只有概括性故意的情況下，對于能否認定受賄、受賄數額如何確定等存在爭議。
有這樣一起案例。陳某，A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副局長，分管該市建筑工程項目審批監管工作；施某，A市某建筑公司老板。2008年，陳某與施某結識，施某表示認識很多“大領導”。2011年下半年，陳某為獲得職務晉升，讓施某找關系幫助其提拔。施某請托“政治掮客”王某疏通關系并送給王某100萬元，但王某實為“政治騙子”，無能力促成此事，實際上也沒有為此“活動”。后施某轉告陳某，已用“百十來萬”將事情辦好，請其放心，但沒有具體告知送給王某100萬元的情況，陳某默許。后施某請托陳某關照其在A市的建筑生意，陳某利用職務便利為施某謀利1000余萬元。
對于陳某的行為如何定性，存在兩種觀點。第一種觀點認為，陳某與施某之間并未發生直接性的財物轉移，陳某雖授意施某為其“跑官”，但沒有明確讓施某花錢，且對施某為其“跑官”的具體過程及費用數額等并不具體知情，不宜認定陳某構成受賄。第二種觀點認為，陳某與施某之間雖未發生直接的財物轉移，但陳某明知施某系其管理和服務對象仍授意其“跑官”，施某為幫助陳某“跑官”向中間人支付大額錢款，且將花費“百十來萬”告知陳某，陳某對于受賄數額存在概括故意，同時，陳某利用職權幫助施某謀取巨額經濟利益，符合受賄的權錢交易本質特征。施某為此花費的100萬元在陳某的認知范圍內，應認定陳某受賄100萬元。本案中，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，理由如下。
首先，可以認定陳某收受了施某錢款。根據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《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》相關規定，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，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，構成犯罪的，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。因此，國家工作人員授意請托人代為支付財物的行為，實際是將應當由自己支付的費用，利用職權讓請托人代為支付，本質上是國家工作人員行使對賄賂款物的支配權，屬于受賄罪中“收受他人財物”，這與收受請托人財物后自己再進行處置并無實質區別，符合權錢交易本質。本案中，從陳某的角度看，陳某在授意施某代為“跑官”之時，即明知施某雖然沒有直接將錢款送給自己，但施某完成這一事項所付出的費用是為了陳某之事，本質上是變相給自己輸送利益，其對“跑官”過程和具體數額雖不知情，但并不影響對這一行為性質的認定。從施某的角度看，施某明知為陳某“跑官”花錢是求得今后陳某幫助所需要付出的對價，為陳某提拔而支付“跑官”費用，與直接將錢款送給陳某沒有實質區別。因此，陳某與施某之間雖未發生直接性的財物轉移，但雙方對花錢“跑官”均具有明確認知，且對“跑官”行為及結果均持積極追求的心態，事后雙方也對“跑官”花費“百十來萬”予以了確認，已經形成收受錢款的客觀事實。
其次，可以認定陳某為施某謀取了利益。根據2016年《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規定，國家工作人員收受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3萬元以上，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，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。陳某讓施某為其“跑官”時，雖尚未為施某謀利，但陳某是分管A市建筑工程項目審批監管工作的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副局長，施某是該市某建筑公司老板，陳某與施某之間具有明確的行政管理關系，陳某變相收受施某為其花費的“百十來萬”應視為陳某承諾為施某謀利。且此后施某請托陳某關照其在A市的建筑生意，陳某利用職務便利為施某謀利1000余萬元，綜合案件整體事實，能進一步印證陳某明知施某有具體請托事項、承諾并實施了為施某謀利的事實。
再次，可以認定陳某對于受賄數額存在概括性故意，受賄數額為100萬元。所謂概括性故意，即行為人對于認識的具體內容并不明確，但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，而希望或者放任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。國家工作人員要求請托人去幫助自己完成某個事項，請托人為此所支付的錢款，一般均涵蓋于國家工作人員的主觀故意之中。本案中，陳某授意施某為其“跑官”時即明知施某會支付相關錢款費用，主觀上具有變相收受施某代付“跑官”費用的概括性故意；客觀上陳某雖然一開始不知道具體花費多少，但其在得知施某用“百十來萬”將事情辦好后的默許行為，說明該費用在陳某的認知范圍之內并對花費“百十來萬”予以了認可，施某為陳某“跑官”花費100萬元與直接將錢款送給陳某沒有實質區別。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，雖然陳某對受賄數額只有概括故意，但不影響受賄數額的認定，施某實際支付的100萬元應當認定為陳某受賄的實際數額。（孫超 作者單位：江蘇省紀委監委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