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清明時節(jié)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”在仲春與暮春之交，花木葳蕤，山川相繆，人們不顧天氣是晴光普照，還是風雨交加，都不約而同地踏上尋根之旅，抒發(fā)緬懷先人之思。
清明節(jié)，這個古老的節(jié)日已有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，具有極為豐富的文化內(nèi)涵，它蘊含著中華民族慎終追遠、繼志述事的道德情懷。記憶從未塵封，飲水思源，祭奠如在，只需要一聲輕輕呼喚，一切便鮮活地涌動在每一個人的腦海里。
致敬圣賢
陜西延安黃帝陵，每年清明節(jié)都將在這里舉行公祭大典，來自海內(nèi)外的華夏兒女，匯聚在此，祭祀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。
孕育服章之美，稱以華，制定禮儀之大，謂以夏，先賢托舉著中華兒女綿延生息。
黃帝是中華文明的第一座基石，他統(tǒng)一天下、奠定中華，肇造文明、惜物愛民。在神話傳說中，黃帝是許多事物的發(fā)明者，他推算歷法，制造舟車，教導百姓播種五谷，興文字，作干支，制樂器，創(chuàng)醫(yī)學等，成就了千古的功業(yè)。在后人眼中，黃帝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存在，他的血脈流淌在中華兒女的身體里，他已化作中華民族的共同之根。
中華文明的河流在歷史中繼續(xù)穿行，經(jīng)過了堯舜禹等幾道彎，到了周公這里，又是一處新的風景。正因為周公制禮作樂，形成各種典章制度和思想道德規(guī)范，才有了中國人骨子里“敬天尊祖”“尚賢保民”的基因，塑造了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(zhì)和心態(tài)結(jié)構(gòu)，這也成為了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活水源頭。
“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”五百多年后的孔子仍念茲在茲，在那個禮崩樂壞、互相征伐的亂世，孔子周游列國，受盡困苦而不改其志，堅持踐行自己所追求的“仁”“禮”理想，并修訂六經(jīng)，授學三千，集古圣賢思想之大成，創(chuàng)儒家一派，終像無處不在的空氣，滲透到后世中國人的生活和文化中，這種認同感生長出強烈的民族向心力，讓我們凝聚團結(jié)、薪火相傳。
《論語》中說：“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”清明祭奠圣賢，我們肅穆虔誠，感恩他們用各自經(jīng)世救國的智慧光芒，點亮了中國思想的天空。在老子的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”中，我們體味到了中華文化的圓融與博大；在莊子“翼若垂天之云，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”中，我們品味到了順應天地萬物變化的瑰麗想象；在管子的“倉廩實而知禮節(jié)，衣食足而知榮辱”中，我們認識到了富國安民、崇德向善的治理境界。他們是我們的來處，正注目著我們走得更遠，這就是圣賢的力量，思想的力量。
致敬志士
“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。”志士者，重義而忘利，舍生而求仁也。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，惟有一心報國為民者，才能稱之為民族魂。
公元前100年，蘇武毛遂自薦，懷著“備之以兵，出之以禮”的態(tài)度出使匈奴，沒想到，此行一去便被扣押流放十九年，“云邊雁斷胡天月，隴上羊歸塞草煙。”在北海極荒之地，蘇武渴飲冰雪，饑吞野果，唯一與他作伴的，便是那根代表漢朝的使節(jié)。壯年奉使皓首歸，蘇武的不屈，源于對國家的信仰，自己背后的大漢既是他要守衛(wèi)的地方，也是給他尊嚴與慰藉的故鄉(xiāng)。
“父陷子死，巢傾卵覆。”這是顏真卿在《祭侄文稿》中寫下的句子，其慘痛之情溢于言表。他的兄侄在安史之亂中，挺身而出，取義成仁。顏真卿將悲憤之情傾于筆端，化作了這“天下第二行書”。其實，顏真卿最看重的，不是自己“如關(guān)羽坐帳，氣勢逼人”的書法，而是那顆從未冷卻的忠烈丹心。顏真卿在七十多歲高齡時，仍為國出使平叛，迎著刀斧，他面不改色，對于勸降，他痛罵不已。敵人拿著宰相高位相誘，顏真卿斥叱道：“顏常山乃我兄長，他罵賊而死，吾也自當守吾節(jié)，死而后已。”當叛賊向其請教稱帝建國的禮儀時，顏真卿慨然道：“我身為大唐太師，所記得的只有諸侯朝拜的禮儀。”叛賊架起火堆相脅迫，顏真卿二話不說，隨即挺身赴火，此等凜然正氣讓賊人自慚形穢，只得將顏真卿縊殺。
“忠貞已向生前定，老節(jié)須從死后休。”這是文天祥贊頌蘇武的詩，同時，他冷冷一問，那些出賣國家的人識得蘇公的義膽嗎？在被俘的日子里，他屢拒招降，吐出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之句，死亡面前，他從容不迫，對吏卒道：“吾事已畢，心無怍矣。”在他遺體所著的衣袍里，人們發(fā)現(xiàn)了他的手書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。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圣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幾無愧。”落款為宋丞相文天祥絕筆。這份平靜情緒下面，是道義的強大。文天祥也曾記述顏真卿的就義過程，最后一句是：“公死于今六百年，忠精赫赫雷行天。”
祭奠志士容易讓人潸然淚下，因為英雄總有相同的特質(zhì)，他們對這片土地愛的熾熱，那一腔血不因順逆、生死而變更，且千秋以來，一脈相承。“不惜唯我身先死，后繼頻頻慰九泉。”讀一讀革命烈士鄧恩銘的絕筆詩，難道不與愛國詩人陸游的臨終詩“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”驚人相似嗎？抗日將軍楊靖宇曾說：“國既不國，家何能存？”這句詰問又豈不與西漢驃騎將軍霍去病的“匈奴未滅，無以家為”如出一轍？
致敬文英
“民亦勞止，汔可小康。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”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《詩經(jīng)》中，滿是中華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樸素愿望和社會理想。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是培植文化自信的沃土，而那些文英們就是綠蔭如蓋的參天巨木。
杜甫總以一位清癯老者的形象讓國人懷想，他為民疾呼的聲音世代久久回蕩，不僅有著“窮年憂黎元，嘆息腸內(nèi)熱”“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”的忘我自白，對于貧苦舊鄰的弱小無助，他猶發(fā)出“堂前撲棗任西鄰，無食無兒一婦人”的同情救濟，這種悲天憫人和民胞物與的情愫，是民族氣質(zhì)中最柔軟的存在。還有那“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云變古今”與“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”遼闊沉思，讓后人見識到什么叫作籠蓋宇宙的氣魄。
蘇軾常以一副樂呵呵的樣子示人，給我們傳遞了曠達與樂觀的人生態(tài)度。若無蘇東坡，就必然少了“此心安處是吾鄉(xiāng)”“人間有味是清歡”“一蓑煙雨任平生”等多重人生境界，也必然少了西湖“淡妝濃抹總相宜”之妙，廬山“橫看成嶺側(cè)成峰”之趣，以及“滄海一粟”“胸有成竹”“明日黃花”等耳熟能詳?shù)某烧Z。幸好，我們民族的文學史上，蘇東坡未曾缺席。
“野棠花落，又匆匆過了，清明時節(jié)。”寫下這首詞的，乃是被譽為“詞中之龍”的辛棄疾，該詞結(jié)處，他嘆道：“也應驚問：近來多少華發(fā)？”中華文化之美，在于一種平衡，既有婉約，便有豪放，辛棄疾以劍作詞，將紙上典故與胸中意蘊編織出多少奇逸之作，從“東風夜放花千樹”到“卻道天涼好個秋”，從“男兒到死心如鐵”到“氣吞萬里如虎”，辛棄疾把綺麗沉郁悲壯雄渾等復雜情緒混合起來，且都表達得淋漓盡致，為我們民族的文脈注入了一股英雄之氣。
赤縣神州鐘靈毓秀、人文薈萃，五千多年的深厚積累是我們最引以為豪的軟實力。讓中華文化展現(xiàn)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，則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。
致敬醫(yī)者
一個民族除了精神世界，其身體健康也至關(guān)重要，“神農(nóng)氏嘗百草，始有醫(yī)藥”，在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，醫(yī)乃仁術(shù)，大醫(yī)精誠。
三國時期，有位醫(yī)生名叫董奉，與當時的張仲景、華佗齊名。他為人治病，不取錢物，只要求若使重病者治愈，栽杏五株即可，輕癥者，栽杏一株，如此數(shù)年過去，竟得十萬余株，終郁然成林。因有這個故事，人們便用“杏林”稱頌醫(yī)生，用“杏林春暖”“譽滿杏林”等來贊揚醫(yī)生的高明醫(yī)術(shù)和高尚醫(yī)德。
明朝的李時珍出身醫(yī)學世家，他立志撰寫《本草綱目》，辭去了太醫(yī)職務，穿上草鞋，背起藥筐，遠途跋涉，風雨無阻，“遠窮僻壤之產(chǎn)，險探麓之華”。高山、大澤、深谷、盆地，處處都留下了他堅毅的腳印。為弄清曼陀羅花的麻醉作用，他不惜親身試藥，“八月采此花，七月采火麻子花，陰干，等分為末，熱酒調(diào)服三錢，少頃昏昏如醉”，證實了曼陀羅花須與火麻子花同用方能具有麻醉效果，而合藥的方法與服藥的劑量，李時珍不知經(jīng)過了多少次嘗試，才能這樣精準無誤。《本草綱目》這部皇皇巨著，共計52卷，收載藥物1892種，附藥圖1160幅，附醫(yī)方11096個，用時二十七年始著成，李時珍用他的知識與努力，為后人也為祖國醫(yī)學留下了一份珍貴遺產(chǎn)。
“天地英雄氣，千秋尚凜然。”清明祭英烈，傳承才是最好的紀念。今年，一場前所未有的疫情防控阻擊戰(zhàn)在全國打響，無數(shù)醫(yī)療人員奉獻了“最美的逆行”，他們是與疫魔、與死神搏斗的英雄。在戰(zhàn)斗過程中，有多位醫(yī)務人員獻出了自己的生命，清明時節(jié)，我們深切哀悼。中華民族是崇敬英賢的民族，他們將永遠被我們銘記。（蔡相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