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與實孰親？文與行孰賢？只有走出書齋，走進社會，經(jīng)過磨礪，才能作出響亮回答，在歷史大潮中立得住、站得穩(wěn)、行得遠。
清初，揚州汪楫兄弟好古力學，詩名在外，前來拜訪者問學者絡繹不絕。以“不欺”為信條的父親汪汝蕃，不以為喜反以為憂，告誡說：“吾不愿爾曹為名士，名如翦彩鏤棘，實不存也。爾曹與人交以其文，無寧以其行。”務實切實，修行踐行，成了汪楫一生的信念。
汪楫，字舟次，號悔齋，原籍安徽休寧，世居揚州，少負才名，慨然以功業(yè)為己任，但屢試不第，四十二歲始以明經(jīng)任淮安府贛榆縣訓導，四十四歲應博學鴻詞科考試，經(jīng)選授為翰林院檢討，入史館參與編修《明史》。
名副其實 大家風范
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，朝廷內外進行了一次大推選，以安排合適人員代表朝廷前往琉球冊封王號。這是無上的榮耀，對冊封者有嚴格的要求，另一方面，漂洋過海、驚濤駭浪，對冊封者又是十分嚴峻的挑戰(zhàn)。根據(jù)康熙特令，禮部最終從內閣、翰林院、禮部、六科和行人司等機構中推薦了“學識宏博，儀觀俊偉”者八十二人作為候選對象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埋首史書的汪楫竟然入選，而且被康熙任命為冊封正使。
無論正使、副使，都代表著國家。但平心而論，與充當副使的林麟焻相比，汪楫不是進士出身，進京為官才三年，級別只是從七品，而林麟焻在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即中進士，授內閣中書舍人，后來又充禮部試分校。汪楫之所以脫穎而出，擔此大任，除了他身材偉岸，康熙更看中的是他“文學頗通、人亦甚優(yōu)”，這也說明汪楫入朝時間不長，其德行、才華、能力得到一致認可。
汪楫果然不負重托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六月，他帶隊來到琉球，諭祭先王，冊封新王。在那里近五個月，汪楫為琉球的孔廟撰寫碑文，改訂禮儀，書寫王宮殿堂匾額，縱筆為擘窠大字，揮灑自如。據(jù)阮元《淮海英靈集》所載，后來出使琉球的使者，都見過他寫的碑匾，“其國禮儀，猶遵悔齋所改訂。”汪楫還精通音律，與琉球中山王和群臣相互唱和，其氣度雍容，舉止得體，才學深廣，深得中山王悅服。
更令中山王敬重的是，汪楫和林麟焻等人返航前，面對其君臣厚禮，“一文不取，一一奉還”。在利益面前，尤其是合情合理不違規(guī)的利益面前，能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。接受饋贈本系慣例，受之無可厚非，不受則更展示了大家風范，體現(xiàn)了大國威嚴。從從七品的縣城訓導，到從七品翰林院檢討，再到此次身著朝廷賜穿的正一品蟒服，持虎節(jié)龍旌，代表國家行使權力，五六年內，汪楫身份實現(xiàn)了大逆轉，卻依然堅守本心，絲毫沒有“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”的張揚。面對中山王的感謝，他既沒有怙勢而擅威，也沒有乘時而邀利，而是全部當場謝絕。這樣的從容和坦然，是他作為上國使者高超的智慧，更是“義以為上”“以義制利”的傳統(tǒng)儒家思想涵養(yǎng)的體現(xiàn)。
行仁踐義 循吏風度
汪楫擅長書法。這幅“孝悌”橫批落款時間是癸亥孟冬，即康熙二十二年十月，當時汪楫仍在琉球。兩個大字隸書“孝悌”，敦厚樸拙，自然不造作，有清代隸書的靈動，更有漢代隸書的厚重，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落款的幾行小行書，“堯舜之道，不外乎此”。
孝悌二字，《論語》視為“為人之本”，這是發(fā)乎本能的良知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能持孝悌，則能行仁義，《孝經(jīng)》指出“愛敬盡于事親，而德教加于百姓，刑于四海”，孟子提出“堯舜之道，孝悌而已”，強調“人皆可以為堯舜”，杜甫直接打出“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”的旗號。從孝悌出發(fā)，進而齊家治國，這是堯舜之道實施仁政的關鍵，也是千百年來有識之士的共同理想。
汪楫以此向琉球中山王宣導王道，也以此身體力行。
從琉球回來，汪楫一行不以欽差大臣和有功之臣自居，登陸福建，“一到即行，不少留滯”，不給地方添麻煩，減少地方支出和民間攤派，百姓深為感念。
回京復命后，他回揚州為不久前去世的父親居家守制三年，力盡孝道。后來被召回京城，外派為河南知府，成為四品官員。當時很多人為其外放抱不平，汪楫不以為意。河南府下轄陜州、洛陽、登封等一州十三縣，時逢大旱，他到任后想方設法買糧設粥廠，“活饑民數(shù)萬人”。在河南四年，他始終以孝悌為本，勸善懲惡，實施堯舜之道。《河南通志》評價他“為政清平，崇獎士類，持大體，絕干謁，豪右憚之，善良懷之”，字里行間代表了河南百姓的感恩。
再后來，他到福建擔任按察使，主管政法。到任剛三天，適逢一年一度的熱審（明清兩朝暑季的一種審理制度，以減免或暫時保釋輕罪犯人），他對幾十起案件，逐個剖析，能減免的減免，能保釋的保釋，一時間監(jiān)獄幾乎騰空。數(shù)月后，在為鄉(xiāng)試舉行的慶祝宴會上，一位新考取的舉人走上前去，面對汪楫跪拜在地，哭著說：“某即某案罪人也，賴公昭雪，得至于此！”汪楫斷案，尊重事實，公平公正，一縉紳被誣陷，審訊者偏聽偏信硬加罪名，汪楫接手后查清事實，力洗其冤，一權貴為爭河流沖擊形成的沙灘，以勢挾上，地方官不敢阻撓，汪楫堅持己見，依法查辦，終使其巧取豪奪未能得逞。兩年后，汪楫再次升任為主管福建政務的布政使，再遇饑荒，汪楫一方面用國庫銀安排到上游采買民間米糧，另一方面到浙江臺州平價購買庫糧，既保障了國庫銀錢不流失，也解決了群眾吃飯問題。
汪楫任福建布政使前后五年，詩人朱彝尊以“民戴其德”概之，康熙敕封其為從二品的通奉大夫，召入京城，擬提拔為掌管全國刑獄的大理寺卿，汪楫時已患病，告疾還鄉(xiāng)，數(shù)月后，病逝揚州。
憂民興學 詩人風骨
汪楫少負詩名，與大詩人周亮工、吳嘉紀、孫枝蔚、王士禛等早有往來，進京后，交游圈擴大，與朱彝尊、龔鼎孳等亦酬唱不絕。
汪楫的詩，既有“兒童不解春何在，只向游人多處行”的清新，也有“松風響何處，澗水下鄱陽”的古冷，還有“且共開顏傾濁釀，不須滴淚憶當年”的感慨，讓人印象最深的，則是對“漕船噬人猛于虎”的吶喊。
康熙初年，因運河北段水源不足，漕船重載不能直到北京，于是京東、武清等六縣，被要求各造駁糧船百艘，每縣撥公田十頃為保養(yǎng)費，征調船工以駁船隨大漕船分運糧食。此本良策，卻因考慮不周而問題頻頻：運糧期限長，船工無力顧家，家中缺少勞力難以為繼，船戶在行船中，不斷受到盤剝，糧船被盜，賠償動輒傾家蕩產(chǎn)甚至賣兒鬻女，苦不堪言。朝廷以連坐防止船工、船戶逃跑，即便這樣，船戶、船工棄船出逃仍屢禁不止。漕運是國之大計，牽系到京城數(shù)十萬人的吃飯問題，漕督更是位高權重，多由皇家嫡系擔任，所以逃船盡管普遍，敢為此發(fā)聲的并不多。汪楫赴京途中，寫了一首《駁糧船》，從“船去人空廚無煙”，到“指船問人人不語”，再到借老人低語講出“漕船噬人猛于虎”的驚人之語，他指出船家棄船如同敝屣，其命運如同被驅的鳥雀，生活何等艱難，句句哀憐，針針見血。
汪楫詩中還有《老農嘆》“心勞力作已難支，何堪賦役多紛擾”中的困頓，《新仆》“俯仰身何賴，徘徊意忽驚”中的無奈，《堤上謠》“死者漂，生者臥，不死不生堤下坐”中的凄慘……這些，無不是對“堯舜之道”的悲泣和呼喚，也是對杜詩寫史記實的承接和推舉。在內容和形式之間，他更加注重內容以及由此而生發(fā)的情，周亮工稱其詩“蕭遠閑曠，得古人之意，而深之以性情”，可謂確論。
由詩而文，汪楫出使琉球，撰寫了《使琉球雜錄》《冊封疏鈔》《中州沿革志》等文章，留下不少珍貴資料。其《使琉球雜錄》中敘及釣魚嶼（即釣魚島）在中外之界以內，這一記述是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屬于中國的一個力證。
汪楫對辦學尤為熱衷。四十二歲出任淮安府贛榆縣訓導，這在當時是極不被看中的職位，他竭盡職責，“日與諸生講說經(jīng)史百子，繩削其文詞”，使當時贛榆這個偏僻之地，“俊賢儒雅之人出”。他重修了賈誼祠，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，解決河南府饑荒問題后，他為嵩陽書院購置學田一百畝，聘請耿介主其事。耿介本是順治年間的進士，曾牽頭復建嵩陽書院，擔任過太子允礽的書法老師，后因官場紛爭致仕歸家，應汪楫之請，六十五歲的他再度出山復興書院。同年，看到曾經(jīng)的“程門立雪”之處，竟荒圮無人，汪楫不勝感慨，復其田，立其祠，重修伊川書院，撰寫《重修伊川書院記》，指出“伊川者，萬世之伊川，書院者，天下之書院”，希望復興書院，振興儒學，“庶幾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也哉。”
站在重新修葺的書院面前，聽到瑯瑯書聲，看到學子端坐，再想起父親“吾不愿爾曹為名士”的告誡及其“不欺”的教條，汪楫心中浮出一絲欣慰：文人風骨，誠非虛言，昂揚意氣，當復如是。（趙建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