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赟在袁州府任提調官時，用當地高嶺土燒制的“瓷磚”，圖中劃框的地方是隋赟的名字，以表示對其質量負責。（圖片由南京市城墻保護管理中心提供。）
南京城墻臺城，城墻后的塔是雞鳴寺藥師塔。閔家振 攝
上面這塊刻有銘文的城磚，現收藏在南京城墻博物館，它燒制于明洪武年間，長40厘米，寬20厘米，厚10厘米，重20公斤。城磚兩側刻有銘文，共79個字，上面寫有“寧國府提調官同知闌善，司吏李時中，南陵縣提調官主簿解簠，司吏何祺，總甲鄧世亨，甲首王士恭，小甲王吉慶，窯匠駱羊孫，造磚人夫張和慶、王玄壽、查詳、姚回兒、包思中、 姚華二、文都保、姚佳祖、文共興”，這塊城磚的制造，涉及17個責任人，包括府、縣兩級提調官及司吏，而在基層組織中，則有一個總甲下轄若干甲首，一個甲首下轄若干小甲，一個小甲下轄一個窯匠及9個造磚人夫。
漫步南京明城墻，很容易發現像上面這樣刻有銘文的城墻磚。南京明城墻是明太祖朱元璋精心謀劃建設的一項國家級重點工程。1368年1月23日，朱元璋在應天府（今南京）登基，建立大明，年號洪武。而早在兩年前，朱元璋就已經決定在南京建立“新城”和“新宮”。從1366年至1393年，歷時28年，朱元璋動用各類筑城人員達百萬之眾，大規模建造了南京四重城墻，即宮城、皇城、京城和外郭。其中京城城墻如今被簡稱為“南京城墻”，其他三重城墻大都已成遺址或遺跡。南京明城墻蜿蜒盤桓35．3公里，是我國目前留存規模最大的京城城墻，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墻。1988年，南京明城墻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櫛風沐雨六百多年，南京明城墻至今依然雄偉堅固，與城磚銘文背后嚴格的責任制有著密切關系。
敲之有聲 斷之無孔
南京城墻磚來源于長江中下游水系的廣袤地區。在南京城墻的營造過程中，朝廷建立了一套質量保證體系和獎懲制度，其中包括資金管理、施工管理、現場管理、工程質量管理、安全生產管理、工程驗收、征派制度等。朝廷通過實施這套體系和制度，對先后參建南京城墻的百萬之眾進行有效管理，也為確保這項宏偉工程的質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。
經考證，一開始，因為力量有限，朱元璋只能動員官兵和南京周邊地區百姓參建。從大量早期城磚磚文中可以看出，不僅當時建造城墻的基層組織尚未健全，負責督造的官員建制也不完善。有的甚至連官員和造磚人夫姓名也沒有。
從1372年至1393年，也就是洪武五年至洪武二十六年，南京城墻建造進入高潮階段。根據參建人員身份不同，其主要結構可分為五類：
一、各級官員和相應的文書小吏，主要是：駐京官員，又稱朝官，其中包括工部和具體負責南京城墻建造的官員，他們需要向朱元璋負責；地方官員，其中包括各地府、州、縣以“提調官”名義任職的官員，需要向朝官負責；具體負責造磚、運輸、采集工役的小吏，即磚文中的“司吏”，他們需要向各級官員負責。
二、長江中下游涉及到的部隊，尤其駐扎在南京的軍人和軍匠。
三、赴南京參建城墻的工匠和各地的窯匠。
四、農村基層應役組織，包括總甲、甲首、小甲和人夫。
五、在南京服役的全部罪囚，均由軍人管理。
在城磚燒制環節，實施“物勒工名”制度，即把名字刻在磚上，目的是為了保障城磚的燒制質量，杜絕粗制濫造。如果出現質量問題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追根溯源，找到當事人，無論是提調官、燒窯匠，還是造磚人，都要承擔責任。
在城磚驗收環節，要達到“敲之有聲，斷之無孔”的驗收標準。“敲之有聲”是對“窯匠”提的要求，窯匠燒制時不得偷工減料，磚未燒透則敲之聲啞；“斷之無孔”，是對“人夫”提的要求，人夫制磚時要嚴格按照工藝標準來做，磚泥若未踩踏均勻，制成磚后則磚內有氣泡。檢驗時如未能達標，則視為廢磚。小甲、甲首、總甲及各級官、吏，均按照這個標準，逐級驗收城磚，層層負責、層層把關。據說，不合格的城磚一旦超過規定的數量，則這批城磚即被定為不合格產品，必須退回。如兩度檢驗不合格，銘文中記錄的有關官員及各個環節的具體責任人，都會受到嚴懲。
在運送城磚時，實行“磚票”制度，即在長江往返的船只必須順帶城磚運往南京，并發放磚票。一旦查獲沒有磚票的船只，即刻治罪。
南人官北 北人官南
在南京城墻建造中，為了防范官員利用本籍親族關系徇私舞弊，朱元璋采取了“南人官北，北人官南”的任職地域回避政策，實行異地就職。由于南京城磚征調的地區分別為江西、湖廣、直隸，所以督造官員大多來自北平、山西、陜西、河南、四川。
宛平縣（今屬北京市）主簿劉賡于1372年前后被調往今安徽省繁昌縣任提調官，主持燒造城磚。這位官員不僅恪盡職守完成任務，在設置磚窯時，還特別避讓了當地百姓的墳地和良田，受到好評。劉賡死后，其官職由兒子劉權繼任。劉權在保證城磚質量和工期的前提下，也非常體察民情，受到當地民眾的愛戴。征磚任務完成后，得到朝廷嘉獎。
另有一名官員因為能力突出，在兩年時間里連升六級，他就是山東即墨人隋赟。隋赟原先為元朝舊官，明朝建立以后，被授予六安州英山縣（今湖北省英山縣）的正九品主簿，后升為正七品的知縣。后又因消除了當地的虎患，1377年被升調至江西袁州府（今江西省宜春市）任正六品的“通判”，以“提調官”之名，負責南京城墻磚的燒制。他在袁州兩年的時間內，推廣并實行以“甲”為建制的基層組織形式，采用當地所產的高嶺土燒制城磚。這種色澤潔白的城磚即俗稱“瓷磚”。
按照當時城磚的驗收標準，這批城磚完全符合“敲之有聲，斷之無孔”的要求，而且聲音清脆，磚泥細膩，是城磚中的佳品。這批城磚運到京城以后，一時轟動朝野。由于這種磚具有不吸水、質地堅硬的特性，能增強墻體內部的排水性能，所以被廣泛運用于南京城墻“肚子”里。如在“龍脖子”段、“神策門”段等地段城墻內，均發現了這批城磚。對于“性果敢有才略”的隋赟，朱元璋頗為滿意，嗣后對其重用。
懲貪治腐 毫不手軟
在建造南京城墻過程中，也有一批偷工減料、貪贓枉法、瞞上欺下、營私舞弊的官吏受到懲處。這其中，有的是位高權重的朝官，有的是地方上府、州、縣各級官吏，還有的是一些并無官職的差使。
為了遏制明初官場的腐敗之風，在1385年至1387年，也就是洪武十八年至洪武二十年間，朱元璋先后將自己親自審理的案件加以匯總，再加上就案而發的言論，合成一種訓誡天下臣民必須嚴格遵守的刑事特別法，即《明大誥》。同時，大量印刷《明大誥》，并分發到每家每戶，讓天下百姓知曉。在南京城墻營造過程中的許多真實案例也被編入其中。
1372年，朝廷為加快建造南京城墻，開始大規模向長江中下游征集民夫參役。應天府吏任毅、丹徒縣丞李榮中等六人，竟然按每人2．2兩白銀的價格，放掉人夫1265人。按明初的法律當處斬，朱元璋考慮這六人認罪態度較好，且全部退還了贓款，改用其他刑罰以示警戒。讓朱元璋沒想到的是，十年后這些人仍然不思悔改，我行我素，還用過去的手法斂財，同時逼迫應該免役的周善等數百家前來服役。由于周善等人告發，朱元璋獲知真相，雷霆震怒，任毅等人被處以極刑。朱元璋還親自撰文，昭示天下。
1385年，工部侍郎正三品官員韓鐸等14人貪贓案發。盡管韓鐸很有能力，也曾得到朱元璋的重用，但經過朝廷審查核實，數罪中僅與具體監管官員勾結，并在受賄后將人夫、工匠放掉一項，韓鐸就得贓款30350兩白銀，木炭81萬斤。朱元璋立即下令將韓鐸逮捕交“三法司”懲辦，并撰文昭告天下。
湖州府（今浙江省湖州市）官吏劉執中等人以建造南京城墻需求木材之名，砍伐并囤積了29萬根木材。之后，他們又將木材賣給周邊的各府、縣，私分贓款，最后又與京官相互勾結，只運送了2萬多根木頭到南京，試圖蒙混過關。案發后，劉執中等人有的被處斬，有的被流放充軍。
在南京城墻大規模建造后期，朝廷停止了向全國征派民夫參建的辦法，改由軍人和罪犯參與筑城，各地窯廠也改由南京官窯廠承辦。同時，由于《明大誥》等相關法規的頒布，筑城中的腐敗問題有所遏制，工程質量也有了進一步提高。聚寶門、通濟門、石城門和正陽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于1386年即洪武十九年得以重建。
南京明城墻上的城磚銘文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，被譽為一座“活的明初資料庫”。城墻所用建材及筑造工藝和工程質量，都堪稱典范。六百多年來，這座城墻在城市防御、防汛排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。一座曠世城垣，如今已成為一面歷史的“鏡子”，仍然發揮著其獨特的廉政教育作用，給后人以無限啟迪。2006年，南京城墻被列為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。2018年，南京城墻被列為南京市黨員教育實境課堂。
無論是行走在城墻腳下，還是拾級而上，漫步在城墻上，手撫厚重的青磚，極目遠眺，憑欄懷古，仿佛都能夠觸摸到歷史跳動的脈搏，不自覺地生發出歲月輪轉、滄桑巨變的感慨。（曹方卿 翁宏業 王樹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