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地處上海鬧市區的云南中路上，有一排坐西朝東鋼筋水泥結構的兩層沿街樓房，它就是80多年前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。它不但見證了驚心動魄的政治風云，還催生了一段浪漫的傳世良緣。
1927年4月，因上海發生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變，中共中央機關暫移武漢。同年秋，由于第一次大革命失敗，中共中央被迫轉入地下，黨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回上海。1928年春天，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受周恩來委派到上海擔任中央會計，負責籌措和管理經費，并物色機關辦公用房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。熊瑾玎在《自傳初稿》中回憶，我首先以商人面貌出現，去找適當的房子，在四馬路天蟾舞臺后面，有一處可由一個很骯臟的小巷子進出的房子，可供政治局開會辦公之用。
當時上海四馬路（今福州路）的天蟾舞臺，是“江北大亨”顧竹軒開辦的一座戲院，每天觀眾熙熙攘攘。隔壁云南路447號（今云南中路171－173號）有一排坐西朝東的兩層街面房屋，與天蟾舞臺建筑聯為一體，三開間門面，二房東是從事西醫的周生賚，在一層辦起“生黎醫院”。熊瑾玎經過多次考察發現，進入“生黎醫院”可直接上樓，其背后那條不引人注目的弄堂也有樓梯可通行，他認為，這是個險中求安的好地方，適合設立黨的秘密機關。周恩來在熊瑾玎陪同下看了房子，十分滿意。
熊瑾玎自稱外地來滬做紗布生意的商人，到“生黎醫院”與周生賚協商，順利租下二樓的三個房間，對外聲稱經營湖南紗布，掛出了“福興布莊”招牌。黨組織鑒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機關僅靠“熊老板”一人難以應付，再加之熊瑾玎40多歲的年齡，沒有一位“老板娘”陪伴，很容易引起他人的無端猜疑。為了掩護需要，周恩來便與熊瑾玎商議，選調一位女同志來上海充當“老板娘”。熊瑾玎思考良久，選擇了正在湖南互濟會工作的朱端綬，她是熊瑾玎的學生，年僅20歲，思想進步。于是，組織上安排朱端綬以“老板娘”身份來到機關工作，協助承擔機關內部事務和抄寫傳送中央文件的任務。
中共“六大”后，中央各部門逐漸健全，以“福興布莊”名義設立的中央政治局機關成為中樞。由于熊瑾玎、朱端綬的細致謹慎，再加上戲院、醫院每天大量進出人員的無形掩護，中央政治局機關在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中歷時三載安然無恙。
原為假扮夫妻的熊瑾玎、朱端綬，由于志同道合，后來成為一對真正的革命伉儷。
當時熊瑾玎負責外出跑業務，朱端綬除了在商號坐莊，還承擔起了放哨、整理文件等工作。鄧小平經常來機關，曾教朱端綬用藥水抄寫機密文件。由于朱端綬機智靈活，組織多次派她遞送文件、情報，她都能夠巧妙擺脫盯梢，出色完成任務。熊瑾玎還手把手地教朱端綬做飯菜，教她學習古文和格律詩詞。朝夕相處的生活和共同的革命理想，使他們兩顆心越來越貼近。這一切，周恩來都看在眼里，在等待合適的機會。
1928年中秋節的前一天，熊瑾玎給朱端綬寫了一首詩：“小小朱家子，超然思不群……同心今締結，共度百年春。”他在詩中表達了對朱端綬的真摯感情。朱端綬深受感動，但出于少女的靦腆，她沒有當場應允。第二天，周恩來興沖沖過來對他倆說：“今天是個好日子，天下親人團圓賞月光，你們結婚吧。我做月老，好不好？”熊瑾玎按照周恩來吩咐趕緊準備起來。于是，就在花好月圓的中秋節晚上，熊瑾玎和朱端綬在福州路陶樂春飯店二樓舉行了婚禮。
可見，撮合兩人真正走到一起的是周恩來。朱端綬在《自傳》中回憶：“瑾玎對我一往情深。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曾來做我的工作。同瑾玎一起‘生活’了3個月，我看出他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、真心實意的人……從此我和瑾玎攜手前進，并肩戰斗了45年。”
只是限于當時的特定環境，這對志同道合與相互恩愛的夫妻并沒有時間度蜜月，而是投入到更加緊張繁忙的工作之中。
1931年4月25日，中央得知顧順章被捕叛變，采取緊急措施，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立即轉移。熊瑾玎和朱端綬迅速將中央文件等轉移至法租界一幢樓房里。“福興布莊”雖然結束了使命，但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辦公場所，在黨的歷史上留下了厚重印記。熊瑾玎和朱端綬的愛情也使這座普通樓房更富傳奇色彩。
1938年—1946年，熊瑾玎任《新華日報》總經理，朱端綬也在報社工作。解放后，熊瑾玎擔任全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，從事福利工作。朱端綬到國家建設部工作，后任副部級干部。1973年1月24日，熊瑾玎與世長辭。1994年1月24日，朱端綬安詳逝世。兩個1月24日，隔了整整21年，真是天意，這對恩愛夫妻，就連“走”也“選”在了同一天。（鐘憲章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