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鐘岳（1876~1955），號惺庵，白族，云南劍川縣人。清朝云南最后一位“解元”。1904年，他東渡日本，先后肄業于弘文學院和早稻田大學，習得師范和法政專業回國。周鐘岳一生經歷了從清朝到新中國幾種不同的社會，他先后任清朝云南學務公所普通課課長兼兩級師范教務長、民國云南軍政部參事、參議院參事、軍政府秘書長、教育司司長、滇中觀察使、代理省長、省長、國民政府內政部長、考試院副院長、總統府資政。1947年告老回昆明。新中國成立后，任全國政協委員、云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等。
周鐘岳一生學貫中西，經歷復雜、歷官數十。新中國成立前，他必須周旋于軍閥、官僚和各種人物之間，但他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，他始終以克己奉公、高風亮節、恪盡職守、廉潔淡定的形象受到人們的普遍敬重。
周鐘岳來自偏遠貧窮的邊城，從小對貧困的農民生活感觸很深，具有強烈的關注民生的意識。他自幼深受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的熏陶，始終把人品、官德和學問看得比權勢和利祿更重要。
他一生飲食簡單，從不大魚大肉。穿著樸素，好衣服只在重要場合才舍得穿。他的孫子回憶說，祖父好衣服也就是照片上見到的那幾套，冬天，長衫下面常常穿的是打著補丁的棉襖。A周鐘岳退休后，家中除了大量的書籍外，沒有什么貴重的東西，而這些書也都先后捐給了劍川同鄉會、云南大學和云南省圖書館。
抗日戰爭初期，日軍不時轟炸重慶，周鐘岳時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部長，暫住在重慶浮圖關李家花園內的一所樓房上。一個陰雨天，他正伏案批閱文件，破舊的屋頂突然漏起雨來，秘書段貢元只好在旁邊撐著雨傘，為他擋住屋頂漏下來的雨水。這時，正巧友人胡以欽來訪，見此情景，不禁愕然！一位堂堂部長竟打傘辦公，實在出人意料。等他老人家進臥室休息后，胡以欽問段秘書：“老部長房內漏雨，你為什么不叫人來檢修一下？”段秘書說：“部長不讓我去叫。” 胡以欽說：“你馬上打電話給內政部管總務的人，叫他們立即派人來修。”胡以欽隨后對周老說：“您的房子漏了都不讓人修，搞病了不好啊！”周老回答：“國難期間，一切從簡，馬虎一點，過得去也就算了。”
周鐘岳雖身居高官之位，卻非常節儉，收入常常不夠開支，借錢養家也是常有的事。他的日記中就有多次關于借錢的記載。例如，1912年秋，周鐘岳在北京順天號錢莊借款二百元，原來商量好到云南后還。回云南后手里一直拮據，一時難以還債，后來還是他的老師趙藩函電北京友人李勤楓，幫他墊付銷賬。
雖然經濟困難，但是，他不該拿的堅決不收。1911年，他要到北京工作，臨行前，兩級師范托人將他任教務長時的一個月薪水給他。周鐘岳說自己已經辭職了，沒有理由再享受薪水，于是推辭不收。來人勸說這是對他過去工作的補償，他才答應作為借款暫時收下，并說今后回云南一定要奉還。還補充說，以后不要再“以銀錢接濟”，這樣既會“傷廉”，又會助長自己的“奢侈之習”。后來周鐘岳回到云南，果然從幾個朋友處借錢還上了這筆“借款”。
盡管生活待遇差，周鐘岳對工作一向勤勤懇懇，兢兢業業。宣統三年（1911）十月初八的日記中記載，他任都督府秘書長期間，“黎明至夜分，少休息，不覺有疲勞，然翌年之病，實基于此一關。”B可見，是不分晝夜的工作使他積勞成疾。
兩級師范學堂是清末云南的最高學府。周鐘岳曾擔任該學堂的教務長。以下是他當時為自己制定的一周的工作、學習和生活日程：
周一至周六——
上午 6~7時：晨起，盥漱。
7~8時：早餐。
8~9時：讀英語。
9~10時：閱公牘。
10~11時：進學堂。
11~12時：辦事。中午 12~1時：午餐。下午 1~2時：議事。
2~3時：學算（學）。
3~4時：寫英文。
4~5時：讀中外政書、文學。
5~6時：讀中國政書、外國政書、教育。
6~7時：返公所晚餐。
7~9時：辦公牘。
9~10時：閱報、寫日記。
星期天——
上午：閱公牘、會議。下午：野外散步、訪友。
晚上：辦公牘、閱報、寫日記。
由此觀之，周鐘岳先生的生活、工作和學習是緊張而有次序的。早起，沒有午休和星期天全休時間。作為教育官員和學貫中西的學者，他仍然安排了不少讀書學習的時間。尤其重在學習外語、中外政治和教育。最近，黨中央號召我們整頓“四風”，克服官僚主義和“文山會海”，周鐘岳先生淡定從容、重視學習的為官方式，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