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元翰，字伯舉，明朝云南寧州（今屬華寧縣）人。元翰從小就“恥為凡兒”，很有正義感。 他十四歲考中秀才，在地方官學讀書時，每遇到老生常談、齷齪無聊的章句，就私下恥笑。每當感到時事不平，就怒發沖冠。他立志要像范仲淹一樣，毅然以天下為己任！
萬歷十六年（1588），元翰24歲考中舉人。但此后他進京會試，卻屢試不第。因為家庭貧困，元翰不得不暫停考試，到湖北竹溪縣謀得教諭一職，教書糊口。其間，他“博覽鉆研”，據說有天晚上，他聽見池塘里魚兒觸動荷花之聲，突然有所感悟，從此詩文大進！萬歷二十九年（1601），他36歲終于先后考中進士和庶吉士。這離他在云南中舉已經整整12年了！
按科舉制度，鄉試和會試考生的試卷先要分由八房或十八房（位）考官批閱，決定是否向主考推薦，所以每房考官“薦卷”是科考最關鍵的環節，考中的人也要把本房“薦卷”的考官終身尊為“房師”。
元翰會試時，“房師”是明朝著名的內閣大學士沈一貫。有人為了拉攏元翰，私下對他說：“相公（沈一貫）很器重您，您今后何以報答相君呢?”不料元翰嚴肅回答說：“知己之恩，同于再生，學生何敢忘懷！然而，人臣之間無私交。如果相公開誠布公地為國為民，學生自當好好效力；不然，只因為私人關系而忘記國家的恩德，豈不辜負了相公對學生的期望？”元翰的回答是有所指的。
萬歷中后期，萬歷皇帝耽居深宮，多年不見朝臣，不理政事。國家大權旁落于權臣或宦官之手，導致了一系列日益激烈的宮廷斗爭和“黨爭”。寧波人沈一貫作為內閣首輔，也是“浙黨”的后臺老板。他利用手中權秉，時與閹黨、齊黨、楚黨等官僚集團暗中勾結，與當時相對正派的“東林黨”官僚相互算計，互相攻訐，攪得政治混亂，朝野不安。
萬歷三十二年（1604），“散館”考試后，元翰先后任吏部和工部給事中。這時，正值“黨爭”最為激烈。可以說當時在朝為官的人，特別是像元翰這種身為國家言諫監察官的人，誰都不能置身其外。從元翰的言論看來，他當時基本上和“東林黨”的立場相似。希望重整傳統儒家價值觀念，反對邪惡政治勢力。在任給事中期間，他曾多次上疏抨擊黑暗時政，矛頭有時直指皇帝！他勇于揭發腐敗官僚，不懼人言世故；他不顧身家性命，敢于為民請命！
例如，針對萬歷帝朱翊鈞多年“深居不出”，不理朝政，元翰上疏指出，這正是造成國家政治“紀法分義、頹蕩凌亂”的根本原因。他呼吁皇帝“立即視朝”，與大臣們商議急事，同時讓監察官“隨朝見面”，直陳天下利弊是非！針對自己的老師首輔沈一貫上疏辭官攻擊別人，元翰上書指斥沈一貫為自己開脫罪責，混淆視聽，制造糾紛，早該離職！此外，元翰還上疏反對勞民傷財的“三大殿工程”；反對宦官專權，貪扣礦稅；反對貪官惡吏盤剝商人等等。
元翰的正直敢言自然激怒了“浙黨”和“閹黨”派官吏。他們暗中密謀，捏造罪名，希望盡早除掉元翰。萬歷三十七年（1609），幾經策劃，由御史鄭繼芳首先發難，突然上疏彈劾元翰“貪婪枉法”。稱元翰貪污廠庫銀，暮夜收受他人賄賂，贓銀多達八九十萬兩。說元翰一時花費不完，還掘地將贓銀埋藏起來；又說河南輝縣的“田地半入其手”等等。
元翰是一個耿直而性急的人，突然遭到如此駭人聽聞的誣陷，心情豈能平靜！他一方面“抗疏辯罵”，聲稱：“仆若乘勢括財，言清行濁，則頭可斷而心不服。”意思是說，如果你們把我看成一個以權貪財、嘴說好話、行為污濁的人，你們可以處死我，但我絕不心服！幸好萬歷皇帝知道元翰不是貪贓枉法的壞人，只是“置之弗問”，但也并未明確表示什么。元翰卻憤憤不平！他認為，自己身為言諫監察之官，一世英名，遭此誣陷，一時又無以自白，今后將如何做人？一怒之下，他決心以極端的方式進一步表示自己的心跡。
元翰招來北京城“五城司坊官”，也就是掌管京城地區治安的官吏，請大家聚集在正陽門下。然后把自己的全部家當收拾好，裝成行李，總共“十余抬”，命家人和仆役全部抬到正陽門下，讓“五城司坊官”和圍觀的人們當街查驗，看看他這個被誣為驚天“大貪”的人究竟有多少家財？！大家眼前，除了不少書籍、筆墨之外，不過都是些非常普通的什物家具。這時，元翰對著皇宮方向叩頭慟哭！他說：“微臣我遭此誣陷，一時有口難辯。自覺無顏玷污清班，不能再留在監察官中，為陛下激濁揚清了！”說完，他便率領家人，邁步走出了都門。
元翰“掛冠而去”，誣陷他的人雖然找不出置他于死地的任何證據，卻以“擅離職守”為由，先后將元翰降為刑部簡較、湖廣按察知事等小官。元翰并不就范，他從此走上了云游天下、流浪漂泊的不歸之路。
常言道：“人有德，鄰不孤。”元翰被誣去職之后，立即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滿！不少正直的官員無論知與不知者，紛紛上疏為元翰辯護。“交章引手，或特疏，或單疏，或酬疏，或索疏，或數人而一疏，或一人而數疏，章且滿公車焉。”其中語有：“科臣王元翰者，固眾所素推為‘觸邪臣’也。臣等曩在都城見其所交游者皆持正之名流，其所彈射者皆摧奸之危論。早見先發，為諸臣前茅。奮不顧身，為國家除害……”又如，“科臣王元翰者，臣未識荊，去歲入都始與之交。其談論皆嫉邪、斥貪之言；其意念皆忠君、愛國之情。始未嘗不重其人而高其品。恍然自失者久之，自以為弗如也！”又如：“以元翰平素正直，發奸摘佞，殆無虛日。功在社稷不小！”后來，元翰將這些奏章匯集成《德鄰篇》。
元翰一家出都以后，先居河南衛源（今河南汲縣）。不久，獨生女不幸夭折，元翰也哀痛生疾。又轉棲于河南百門（今屬河南輝縣），家有“敝宅數間，石田數畝，正如一窮措大也”。半年之后，又漂泊到陜西中條、潼關、北邙等地“典破屋一區，以蔽風雨，當瘠田數畝以供饘粥，小車一輛，行李數肩”。此后，應朋友相邀，來到江南，生活才稍有好轉。天啟元年（1621）和崇禎元年（1628），元翰曾兩次被人提出平反，推薦入朝，但終因閹黨遺孽從中梗阻，未能重新起用。
崇禎六年（1633）七月，元翰在南京重病不起。臨終之時，他拉著朋友的手說：“我病中雖有千魔，心中卻無一事！”又說：“我有幸死在二三朋友之中。不然，千年之后，有誰知道我的心呢？”元翰死后，“殮衾不備，買棺無資”，全仗朋友范鳳翼、黃正賓、閃繼迪等人為他出錢經辦喪事。因路遠乏資，無力再按“葉落歸根”的習俗，將他歸葬云南老家，只好把他將就埋在江寧縣太自鄉吉山西南。
元翰的墓志由明代名臣劉宗周、倪元璐等人撰寫。他們為一生清白無辜的元翰大聲疾呼！不約而同地發出這樣的責問：如果他真的擁有萬貫家財，現在為何連棺材都買不起一口？如果他真的擁有大片的土地，為何今天竟死無葬身之地？不！眼前的事實充分證明常言所說：身后乃知廉吏！